菲副总统心腹出庭作证，坚决支持萨拉面临弹劾

副总统萨拉·杜特尔特的亲信莱缪尔·奥托尼奥会，近日以“内部知情人”身份被检方召唤出庭，出乎意料的是法庭立刻将其认定为敌意证人。8月25日，菲律宾参议院针对副总统的弹劾程序已进行到第18天，本应同声共气的证人证言，突发戏剧性逆转。奥托尼奥会目前任副总统办公室的助理秘书和助理参谋长，自2022年7月萨拉上任以来就一直陪伴左右，所有事务均报告副总统本人。根据菲律宾《行政法典》，他的任职与副总统的任期紧密相连——若萨拉被罢免，奥托尼奥的职务也会立刻终止。在庭审中，主审法官埃斯库德罗核实这一点时，奥托尼奥会郑重承认：“确是如此，法官阁下。”正是这一确认，使得法庭当场将其定性为敌意证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是继特拨款官吉娜·阿科斯塔之后，第二位被检方召唤但被认定为立场对立的证人，显示检方的策略并未如愿。

检方为何执着于传唤一名显然不愿意配合的证人？答案在于他的关键凭证。审计委员会之前指出，他的报销单据总额高达15万比索，明显超出合理的范围；此外，两位土地银行的分行主管作证称，每次大额现金提取时，奥托尼奥会都会陪同阿科斯塔办理。更加复杂的是他的家庭背景，检方披露了他的父亲在PNX乌登纳保险经纪公司担任高管，而公司的董事长恰恰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重要盟友。这一关系一经揭露，检方意图也变得十分明显：他不仅在职务上与萨拉紧密相连，其家庭资本网络也与杜特尔特的政治团体深度交织。

在程序细节上，检方申请敌意证人的身份时并没有提及他的家庭关联，而是集中于奥托尼会承认的雇佣关系。法官埃斯库德罗明确表态，单凭他与副总统之间不可分割的履职契约，便已构成充分的法律依据，这反映出菲律宾政坛中的潜规则：站队本身即代表利益共同体，无需额外验证。同时，奥托尼奥会在庭上还承认了两个重要事实：其一，2022年当他入职时，前任政府遗留的机密资金账户余额为零，所以需要重新申请拨款；其二，他曾拒绝出席2024年众议院就副总统办公室机密资金使用情况的听证会。这两项事实结合在一起显示，资金在他上岗后才由行政批准，而他又故意回避调查，法庭因此认定其与被告利益一致，逻辑上可谓清晰。

一名被检方召唤却瞬间被否定的证人，究竟掌握多少信息？这一问题的答案，必须返回到那笔被反复提及的资金上。弹劾指控的核心，一笔总额高达6.125亿比索的机密预算，副总统办公室获得5亿比索，教育部则分配1.125亿比索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萨拉在任副总统之前，曾长期担任教育部部长，这两项款项与她的职务历史高度重叠。

要还原事件的冲击力，最具戏剧化的现场发生在2022年12月20日。阿科斯塔从土地银行提取了1.25亿比索现金，装入四个黑色旅行袋当日移交给时任副总统的安全小组指挥官，然而官方的财务系统却显示，款项在之后11天内分批列支，财务记录与实际交易存在严重不匹配。阿科斯塔在8月17日的证词中，成为案件关键转折，她强调这笔交易完全是按照萨拉的口头指令执行的。她声称：“未经副总统授权，我绝不会进行此项操作。”前教育部的特拨款官爱德华多·法哈达的证言正好与之相呼应，二人对资金的流向及交接方式有着高度一致的描述。

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数字本身，而是这种巨额现金的交易方式。根据汇率，1.25亿比索折合约1500万元人民币，用四个旅行袋进行当日交接，这在任何设有基本财务监管体系的政府中，都是严重异常的操作。两位土地银行的支行经理在作证时用“反常”来形容这种大额现金提取行为，他们见多了大量超限交易，然而此次提取令他们警觉，足以表明此举已突破常规金融合规的界限。更为关键的是收据信息，阿科斯塔在8月24日证实，所有副总统办公室开出的机密资金收据，收款人均为虚构的代号，没有使用真实姓名。全部5亿比索的机密资金，每一比索均以现金方式由萨拉亲自指派的安全主管接收。阿科斯塔进一步指出，此类操作早在她担任达沃市财政官员时就已按照相同模式执行，这显示出跨越地方与中央行政层级的持续惯例。

可以由此做出一个推论：若阿科斯塔的证词属实，那么这种操作模式绝非单个员工的越权行为，而是一个横跨多个行政层级的系统性安排。这种机制能够长期运作，必然依赖高层的默许或制度化的指引，这正是检方试图建立的指控逻辑。此外，检方在庭审中提出一个尖锐疑问：所谓的5亿比索机密资金，实际上只是萨拉应依法享有的安保服务。数据显示，已有473名现役军人和警察被编入萨拉的安保阵列，而这部分资金的经费本应由国防与内政部门的常规预算负责。

• • 2026-08-27
  • 9725